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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石楼中学高四班三位郭姓学生的人生情怀
日期:2012年11月05日 来源:本站原创 浏览: 次 

                    山西石楼中学高四班三位郭姓学生的人生情怀


    上世纪六十年代,原石楼中学(现石楼一中)高四班内有三名郭姓学生。他们是郭璜、郭润友、郭忠义。笔者作为“三郭”中的其中一位,这里请允许我以第一人称复数的形式,来追忆我们度过的人生岁月。我们都是于1965年后半年从初十三班毕业考入高四班,于1968年12月高中毕业后各奔前程分赴各个工作岗位的。目前均已是享受处级待遇的退休干部(正处1人,副处2人)。日月如梭,光阴似箭。从离校至今不知不觉已度过43年多时间,但每当我们相聚一起忆起当时求学的寒窗生活和工作经历,都记忆犹新,历历在目,难以忘怀。
 
贫穷困苦的家庭背景

     我们三人都是出生在贫困的农村家庭,家庭成份在土改时均定为贫农,父辈也都是农民出身,祖辈与黄土地打交道。
     郭璜,1948年出生于交口县温泉镇花寨村,距石楼200华里。其父郭芝炳及其叔父、姑姑和长兄们早年都投身革命参加了抗日战争,跟随部队、游击队南征北战。其叔父1941年与日军作战时英勇牺牲,家中留下年老和年幼走不动的,时常受到闫匪军的追杀迫害。1945年他爷爷被闫匪军枪击身亡。他母亲只好带着他们到处东躲西藏,有时只得跟随父辈们也“南征北战”,过着游荡的生活,曾在吉县、大宁、孝义、汾阳等地居住。1958年他父亲被分配到石楼工作,曾任县民政局、人事局局长、苗圃主任等职,他是跟随父亲来石楼上学的。
     郭润友,1947年出生于本县龙交乡王家沟村。他父亲郭世明因病于1963年不幸去世,享年54岁,他当时16岁,正上初中二年级,被迫休学,两年后又到我们班上初中三年级。随后一并考入高中。他母亲因难以维持生活,更无法供养他上学,被迫重新组合了家庭迁居交口县。
     郭忠义,1948年出生于本县罗村镇贺家沟村。父亲郭恒生,文盲,1949年入党,曾任初高级社社长,大队党支部副书记,生产队长等职。1964年因病不幸去世,享年50岁。家中还有母亲和我们子妹4人共5口人,孩子中我是老大,16岁正上初中二年级,为维持全家生活,我只好办了休学手续回家务农。当我休学在家劳动两个多月时,二郎坡村我姨夫弓学长专门来到我家,做我母亲的工作,认为我学习成绩好,是“高才生”,再困难也不可耽误学业,于是我又担上铺盖返校继续读完初中课程,并考入高中。期间我母亲为维持全家生活,被迫在原有的家庭基础上组合了新的家庭。
     从家庭条件和经济条件看,郭璜是最好的,他因亲生父母都健在,父亲每月都有工资,供他和弟弟上学困难不大。我比郭璜差但比润友还稍好些,起码还有个比较温暖的家,每月还享受5元钱的助学金。而润友当时却无家可归,放了假不是打工就是在同学家住,我们同在初13班时,同学们称他为“孤儿”,每月享受最高9元的助学金。我们俩穿的衣服和鞋都是补了又补,非常破旧。我们俩没钱花时就向郭璜借,同时还利用星期天或假期与其他困难同学打工挣钱来维持上学,如夏秋季曾割上青草背到骡马店卖给拉骆驼赶骡马车的主人,给县药材公司搬过库房,还从县交通局揽维修公路工程来想方设法挣钱以弥补不足。

火热的高中“文革”生活

     进入高中阶段,我们三人都是住校生,在同一个灶上吃饭。当时实行计划经济,高中生吃粮由国家代供,每月33斤,吃饭不像现在管饱吃,而是定量不能超标,凭饭票领饭,并且细粮(白面)只占30%,粗粮(玉茭面、红面、小米)占70%。经常吃不饱肚子,只好从家中带些炒面和干粮以充饥。灶上蒸的玉米面窝头吃的我们时常烧心吐酸水,到后来竟患上了胃病。我们三人还同住一个宿舍,有时互相借钱借饭票或同吃炒面干粮。
     我当时还骑有继父带的一辆凤凰牌自行车,那个年代能有这样好的交通工具可算是很气派了,好比现在有一辆小轿车一样神气。他们俩还有其他同学都是用我的车子学会骑车的,经常用课余时间或星期天在操场内练习骑车子。这样我们三人和睦相处、互相帮助、团结友爱,感情友谊逐渐深厚,亲如兄弟一般。同学们都称赞说:“忠义、郭璜和润友‘三郭’学生好朋友。”
     1966年8月8日,中央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16条。从此史无前例的“文革”运动在全国迅速掀起。同时从8月18日至11月26日,毛主席先后8次(平均12天一次)在北京检阅来自全国各地的1300多万红卫兵大军。我们学校于10月份按上级通知,每10名学生推选一名代表到北京参观“文革”并接受毛主席的检阅。我们班推选了5名,其中有郭璜和我,另有梁元喜、李仙宝、解学三人。于10月31日到达北京,期间我们参观了“清华”、“北大”、“北航”等名校的“文革”情况,游览了故宫、天坛、天安门、军事博物馆、中山公园等名胜风景。在11月3日毛主席第六次检阅时未能见到主席,故于11月11日2点40分第七次检阅时在天安门前金水桥畔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这是我们一生中最大的幸福。
     11月18日,当我们返回学校时,学校的变化也很大,各个红卫兵组织、战斗队都纷纷成立。其中有“兵团”“反到底”“星火燎原”“井岗山”等战斗队。还有不少同学组织好“长征突击队”学习大连海运学院的红卫兵步行到外地串联。如我们班就有郭璜、郭润友、解学    、贺文瑞、常兰生五位同学,从县城徒步出发,经辛关渡过黄河到延川后到延安,步行半月参观了枣园、杨家岭、王家坪等革命圣地,随后从延安乘车经铜川到了成都,后到重庆参观了渣梓洞集中营。随后又参观了遵义会议会址,到了贵阳柳州,又到湖南参观了毛主席故居——韶山村,后又到湖北武汉参观了武汉长江大桥。当他们乘坐在从武汉返回太原的列车上听到到处是噼里啪啦的鞭炮声,一问人们才知道是过年啦。共历经两个月时间,走了6省10多个市县。
     通过串联使他们感受最深的是所到之处,尤其是延安、遵义等革命老区的老百姓对他们热情周到地招待,使他们至今终生难忘。因他们徒步串联吃住都在老百姓家中,当时老区群众的生活都很艰苦,吃的多是粗粮,平时吃不上白面,但所到之处老百姓都是省吃俭用,自已吃的玉面窝窝头,给他们吃的白面馒头。他们说:“你们是毛主席的客人,应当好好招待”。这真使他们感动不已。
     当他们在贵阳火车站准备乘车到长沙时,郭润友不慎把挂包丢失,他们到车站派出所去报案时却发现挂包已交到那儿。里边的东西一切完好,民警询问清楚后立即还给他。这充分说明当时人们通过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雷锋精神后的道德水平确是很高的,这种拾金不昧的精神是值得继承和发扬的。
     在他们出去串联时,我当时因刚从北京参观回来,加之家境贫寒就再也没有出去串联,而是和初中的同学张建武一并到罗村粮站打工,协助收粮。每月可挣30元,干了两个月。当时19岁,扛背180斤重的麻袋,有时附带当搬运装卸粮食。因为干的利索,曾受到站长的好评。
     1967年春季,我们“三郭”学生和其他同学都一并返回学校,投入到揪斗“走资派”,破除“四旧”,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文革”运动中。学校师生已分成以“兵团”和“反到底”为首的两大派组织。他们两人参加了“兵团”,我参加了“反到底”。两派组织政治观点不一致,势不两立相互指责。期间“兵团”抓住“反到底”有三个历史问题及有海外关系的老师和“反到底”成立宣言中的一字之误差错,在武装部支左负责人的支持下,将“反到底”打成反革命组织而砸破,并将三个老师和两个学生进行了多次批斗折磨,搞的“反到底”的红卫兵一时压力特大,抬不起头来。
      山雨欲来风满楼,柳暗花明又一春。经过短暂的运动低谷后,形势有了转机,中央“文革”小组提出掀军内一小撮坏分子“打倒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璧)”。“反到底”抓住时机反戈一击,迅速恢复起来,要求彻底平反,并贴出“揪出镇压红卫兵组织的刽子手张XX(时任武装部长)”的巨幅标语,县上即派武装部政委李凤翔到学校调查座谈,给“反到底”平反昭雪,恢复名誉。但不久党中央毛主席及时指出不准揪斗军内一小撮,怕搞乱军队毁我长城,这才又停止了揪军内一小撮的斗争。接着又根据当时的大气候开展批斗党内“走资派”的斗争。对当时的教育局长和校党支部书记及几位有历史问题或成分不好的教师进行批斗。“反到底”还提出要揪斗在大跃进中搞浮夸风的原县委主持工作的副书记李某某,县上不答复,“反到底”便采取过激行动,进行“绝食斗争”,县上只好答复,随即将李某某从永和县揪回进行了批斗,并让他吃住在学校,没有伤害人身安全。两派虽然势不两立相互攻击,但因整个县上是一次夺权,即1967年的“3、30”夺权(革命造反派夺了原县委、县人委的权),没有形成大的武斗,没有象其他县那样夺权与反夺权掀起武斗冲突,造成死人现象。
     我和他们两人虽然政治观点不同,但在个人感情上却始终一如既往没有破裂,该怎样还是怎样。我回到家中与他俩还相互通信,他俩还给我寄来他们的相片。郭润友还与同学解学去到郭璜老家花寨村给他家担炭。因他家没有劳力,烧火做饭用煤只能靠人到30里远的煤矿去担,担了一整天担下了一大堆,足够两年烧。
     其时,三年多的高中生活其实只有一半时间是正常上课,有一半时间是跟随“文革”潮流搞所谓的“停课闹革命”瞎折腾,直到1968年底学校领导才给我们发了个“高中毕业证”。现在每当回忆起当年那个真实情景,觉得那个时代的所作所为真是不可思议和滑稽可笑,它荒废了整个一代人的学业,破灭了我们上大学的梦想。不过也给社会和后人提供了一份沉甸甸的财富——牢记教训不让悲剧重演。

各奔前程的工作经历

     学校毕业后,我们三人都各自回到自己的家乡自谋就业出路。
     郭璜根据自己的爱好,跟上邻村从晋东南来的一个木泥匠师傅走村串户,结合上学所学的几何数学知识学做木活、泥活,虽时间不长却学的很熟练,师傅夸他脑子灵、能吃苦、学得快,教了他不少东西,为以后的工作也打下了好的基础。
     1970年5月,石楼县农机厂招收工人,他被正式录用,并派到洪洞县农机厂培训三个月,跟一个姓袁的师傅学做“模型工”,因他有木工基础,又能吃苦钻研,所以师傅很器重他,耐心教他培养他,放手让他独立做模型,所做模型师傅很满意,认为他是一个好苗子有培养前途。当培训期满后竟再三挽留让他留厂工作,并将他的行李扣下,而他因家在石楼无法照顾,只好丢下行李单身返回。
     1969年,他与同在农机厂工作的同班同学白秀兰结婚。妻子曾先后在农机厂、县医院、卫生局工作,现已退休,有三个儿子,都已成家立业,都有各自的工作,全家生活的都很幸福。
     1972年,他被调到县汽车运输公司学开汽车。开汽车是他少年时期的梦想,在他上学时每次放假回家相随同乡步行,一次要用三天时间,石口山、高庙山虽有公路,但没有车走,在路上偶尔碰到一辆,不认识的也不让坐。他就会情不自禁地流下眼泪,心想,将来一定要当一名司机。后来果然梦想成真,在师傅陈俊斌的精心培养下,终于成了一名汽车司机。不仅如此以后还当了一名管汽车司机的人,担任了石楼县的交警队长。开车时,他曾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安全生产模范”。公司决定把新接的解放牌汽车让他开,并让刘迎照当助手学徒。当他上了牌照办好手续一切顺利之时,却在第二次出车从孝义往回拉汽油行至交口村时,他的助手从邮箱内抽油时不慎着火发生事故,将马槽和轮胎烧焦,给公司造成了一定损失。忠诚老实的他承担了全部责任,公司领导让他停职检查,并整理了他的材料,认为构成犯罪,报送公安局让追究其刑事责任。
     时任公安局长的张钵同志,经过调查核实,认为此事故不构成犯罪,并了解他的人品和专业技术,征求他的意见后将他调入公安局工作,从此由工人转为国家干部,由坏事变成好事。
     在公安局工作期间由于工作兢兢业业,任劳任怨,于1984年光荣入党,并提为办公室主任。1980年5月在执行一次拘捕任务途中不幸翻车致肋骨骨折、肺不张等留下终身残疾。
     1987年县上成立交警大队,他被任命为第一任交警大队长。1994年吕梁市各县公安局长、交警队长交流时,调任中阳县公安局副局长兼交警大队长。1998年调回本县公安局任正科级侦察员。2005年提前离岗,享受副处级待遇。2009年退休。
     郭润友学校毕业后回到家中于1969年3月7日入伍。先在南京军区后勤3887部队任战士、班长、工程技术员。1970年8月1日入党。1977年任排长,1979年任作训股参谋(正连级),后又任作训股副股长(副营级),1980年升为正营级。一年多内连提四级,是战士及所属部队中十分罕见的,难怪有人说:“郭润友就是有点文化,还有啥了不起,一年多内却连提四级”。
     1983年中央军委进行百万大裁军,他随部队整体转移到常州市建工局四建公司任教育科长,1985年调南京江苏省卫生厅职业病研究所任基建科长,后任行政办公室主任。1986年晋升工民建工程师。1990年调江苏省卫校(后改为江苏省职工医科大学)任基建科长、后勤处长(正处级),益大公司副总经理。
     1973年他也是与同班同学苏根脐结婚。根脐同学是一个心地善良、生活俭朴,不爱多说话,性格内向的人,当时在县药材公司工作,他们也是双职工,是很和睦的家庭。但不幸的是根脐于1975年因生下孩子后患急性黄胆肝炎经医治无效去世。后来又于1976年与本县老红军的长女任继萍结婚。继萍是一位漂亮、性格开朗、贤惠的女子,先在隰县化肥厂工作。润友提干后随军调往西安、常州工作。他转业到南京后也将继萍调往南京,在江苏省卫生厅质量监督所工作,曾任会计职务,2004年退休。他们生有一个女儿,女儿于2008年毕业于南京东南大学,现在韩国留学。全家生活的快乐幸福。
     润友由于在上学期间饱尝了穷没钱的苦头,受尽了曲折磨难。为了不让悲剧重演,在经济上真正能出人头地,他决心奋发挣钱。于1997年抓住机遇停职留薪自谋出路。承包了本单位的益大招待所,一包三年。挣下了第一桶金后于2000年成立江苏省智毅物业有限公司任经理,后改为江苏海威物业责任公司。还成立了南京市绿色食品开发公司,主要种植仙人掌。后又创办了物业公司,于2007年退休。
     郭忠义,1968年回村后在亲戚的牵线搭桥下,在本大队马家庄村找了一位农村姑娘崔俊兰结婚,她勤恳俭朴,一切家务活都会干。生有一个儿子两个女儿,孩子们学校毕业后都参加了工作,都入了党,都已成家立业,全家同样生活的幸福美满。
    1970年,我参加县上开展的“一打三反”运动(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同时还被吸收为工作队成员。在运动后期于12月26日入党。还先后担任了大队会计、民兵连长、党支部副书记。
     经过长年累月参加生产队的集体农活劳动,使我不仅学会了种庄稼的各种技术,而且磨炼了我的坚强意志和吃苦精神。在当会计那年夏天,我曾与一村民想跟担上约100斤谷草翻山越岭到交口县城去卖,一直要担40里远,并有一半路是难以行走的崎岖山林小路,返回后也觉得不太累。每斤谷草五分钱,用卖的钱在商店里买了个“飞鹰牌”刮脸刀架,已使用40多年,至今还仍继续使用。现在回想起当年的吃苦精神也感到自豪。
     那时我还以为当农民可能是我的终身职业,是命中注定。有一次在我们村前边的路上遇见叫疯计双的讨饭者,人们说他会看面相,我就随便问他,你看我能否出去参加工作,他看了我一下,就说能出去。我以为他是瞎说,根本不以为然,可是后来的发展还凑巧验证了他说的没错。
     1972年4月。我被县水利局吸收为东石羊公社的水利员,月工资30元,1974年4月被县组织部招为国家试用干部,分配在团县委任干事,月工资27.5元。1977年转正后,月工资45.5元,并被提为团县委副书记。1979年3月调任龙交乡党委副书记,1985年任乡长(正科级),期间曾被选为县第九届人大代表。
     在团委和乡镇工作的十三年中,主要搞农村下乡包队工作,曾被定为县上搞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的副队长、队长,在义牒镇的留村,东石羊乡的前圪垛大队下乡,后又在龙交乡的君庄,兴东垣等大队下乡,那时的下乡常是骑自行车,如遇下雨下雪路不能骑车时,只好步行,因没有班车可坐。到了乡下必须吃住在那儿,没有特殊事不准随便离开,晚上常是开会搞学习教育。白天还要参加劳动,同社员实行真正的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吃饭都在老百姓家中吃派饭,人称吃“百家饭”,吃一天给村民1.3斤粮票、3毛钱,遇上熟人怕人家不要,就偷偷将粮票钱放到碗底下压住,经常要把零钱和粮票带足。在下乡工作和责任制考评中,曾被评为“模范干部”和“先进工作者”。
     1988年1月,调县水利局任副局长,期间有一年多时间曾任县土地开发公司经理,土地开发中心主任。还任局党支部副书记,1998年被选为县第十二届人大代表(非正式候选人)。
     水利局工作期间,曾编写过有关规划报告和文章多篇。其中主编的石楼县“八五”、“九五”农建规划分别获省、地农建指挥部优秀成果奖和先进工作者奖。1994年写的《关于我县小流域治理回访情况的报告》被21世纪杂志社入选国家级大型图书《21世纪中国基层领导者文鉴》并获优秀奖,简历与业绩于2000年入选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的中华人物丛书《人大代表风采录》(山西卷)(上册)和中国世界语出版社出版的《二十一世纪人才库》(4卷)。
     工作期间只要我们三人或两人遇到一块都竭尽全力热情招待。郭璜1996年去上海给交警队接车时,专门绕道去南京会见润友。因多年未见面,双方都很高兴激动,当晚润友连家也没回,而是陪他住了招待所,整整聊了一夜,还陪他们一行游览了“中山陵”,“总统府”,“南京长江大桥”等名胜风景。
     1998年10月,我随行署水利局组织的水利考察团去江苏泰州考察,路过南京停了一上午,我去润友那儿,他同样给予热情招待,并特意让厨师给我做的山西面条,因我们已五六天没吃面条,回去后带队领导问我吃了啥?我说面条,他批评我说为啥不让我们也去吃?我说很抱歉,我也想不到那儿能吃上面条。随后他又将我送到火车站乘坐杭州的列车,这也使我很受感动。
     润友当兵不久于1970年给郭璜寄来一件黄军上衣。那个年代人们对军人很敬佩向往,能穿上军衣很受人羡慕,没想到能给他寄来这样宝贵而有意义的衣服,从而留下永恒的纪念。
     润友每次从南京回来,我们三人都要一块聚会、吃饭、聊天。有一年他回来把在县城居住的同学和战友都请到宾馆吃饭聚会还照了像。2008年他安葬老人,我与郭璜、王专一等同学去他老家王家沟村进行悼念。2010年他回来时特带我们两人及李海庆、解学游览了灵石王家大院和黄河奇湾。这些点滴事例是足以说明我们“三郭”学生的友情不断,友谊长存。

继续奋斗的退休生活

     郭璜,2005年提前离岗,于2006年7月参加了山西省郭氏文化研究会,任常务理事。随后协助其大哥郭应龙撰写出版了回忆录《人生述怀》一书。还协助本家族郭世科、郭兆勿编辑出版了《汾阳王后裔花寨家谱》。2009年参加了县老年学学会任理事。还与妻子共同赡养伺候他87岁的丈母娘,竭尽全力尽孝。
     郭润友,2007年退休后继续经营他自己创办的江苏海威物业公司,他已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因他在上学时曾享受过国家和同学们的救助。现在他也积极主动反过来常办一些救助他人的善举善事。去年他的家乡王家沟村修建庙宇工程,他赞助了3万元。老同学王专一不幸遇难后,我电话告诉他因急救伤病欠下不少外债时,他慷慨赞助2000元。今年3月原石楼中学初13班高4班同学聚会,他又主动出资解决全部经费的70%。他虽退休,但退而不休,一边退居二线担任董事长为公司的运转发展奔波忙碌,一边尽自己的能力助人为乐。多办善事,回报祖国、回报社会。
     郭忠义,2002年提前离岗后一边捎带的种地,一边干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因自己出身农村又种过地,与土地结下了不解之缘。加之经过三年困难时期饿过肚子,生怕再次遭饿。因而在上班时,就在自己居住的对面河滩上发扬大寨精神,自己扛石头垒地楞,用平车推土垫水地6分,连院内菜地共8分,还种山坡地2亩多,除解决全家及子女们的吃菜外还可年产粗粮千余斤。附近居民见我经常种地忙碌就说:你挣的工资还不够花吗?我说这是我的爱好,也是一种精神,这种精神是不能任意抛弃的。所以他们说“老郭是连山坪最勤恳的人”
     此外,我还从2005年至2008年主编出版了石楼县《贺家沟郭氏家谱》,该家谱还有幸被国家图书馆收藏。2006年与郭璜一并加入山西省郭氏文化研究会为理事。我俩撰写的《屈产之乘小考》和《郭氏旗帜永远高举》分别被郭氏文化研究会出版的《郭氏文化》和《汾阳王文化研究专辑》入选。2009年我被推选为县老年学学会的秘书长,协助专搞老年学术研究。2011年还参加了县老区建设促进会和县三晋文化研究会,均为会员。
     从2010年起,我将用20年时间从报纸上收集的“名人苑”“文史集萃”“文史人物”等内容分类整理已打印成一本《名人趣闻汇集》,计划年内出版。
     郭璜和我都住在县城,每周我都去他家坐聊,若一周不去,他就电话叫我让我尽快去,我们已成为难分难舍的朋友和兄弟。
     我们三人虽然都已退休,但都是退而不休继续奋斗,仍然发挥余热,干一些力所能及的事。特别应说明的是,我们三人都能成长为享受处级待遇的公务员,首先是靠党和祖国的培养,所以,应感谢党和祖国。其次是靠我们自身的勤恳工作,努力奋斗。三是遇上了党风廉洁社会风气好的机遇。那个年代一切听从组织召唤,党叫干啥就干啥,只要德才兼备,工作成绩好,组织就会提拔重用。不像现在有些地方官场腐败,道德滑坡,买官卖官盛行,不花钱没硬关系,啥事也办不成。
     综观我们“三郭”的人生历程,可以发现一个“一二、一二”的奇特规律。首先在家庭情况方面,有一人出身于革命干部家庭,二人出身于农民家庭。一人是有亲生父母健在有一个完整美好的家庭。二人是同在少年(均为16岁)丧父,并又都重新组合了家庭。我们本人结婚成家后一人是单职工,二人是双职工。其次在上学期间:有一人不享受国家助学金,二人享受;有一人没办休学手续二人办过。文革中一人没有接受毛主席检阅红卫兵,二人接受检阅。一人参加了“反到底”红卫兵组织,二人参加了“兵团”红卫兵组织。一人没有外出大串联,二人参加了大串联。三是在工作期间:一人参军,二人参加地方工作。改革开放后一人停职留薪承包企业,随后办起自己的公司,二人没有。一人在南京购置了住房,住在南方,二人在石楼县城建起住房,住在北方。一人不会开车也没有驾驶证,二人会开车有驾驶证。四是退休后,一人没有参加山西省郭氏文化研究会,也没有写家谱,二人参加并都写出了本家族的家谱。一人担任公司董事长继续经营自己的物业公司,二人没有…….这种频繁出现的“一二、一二”现象,也许只是一种偶然的巧合,也许是一种缘分,或许更是一种奇特规律。
     总之,我们三位郭姓学生历经人生坎坷磨难,饱尝人间世态炎凉,积累了较为丰富的人生历程,这些亲历的事实激发了我写作的冲动和热情,也促使我把它详尽地记录下来,以供他人尤其是让我们的后代阅看。我想传承的是我们那个年代艰苦朴素、吃苦耐劳、自强不息、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以便让后代不要忘记过去,不要忘记历史,从而更好地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恒下心来永远跟党走,努力为构建我们的和谐社会而奋发有为。


                                                                 郭忠义写于2012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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