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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子仪史评新考
日期:2020年05月30日 来源:本站原创 浏览: 次 


郭子仪史评新考

侯荃


      按:  子仪公一生担任中书令(宰相)二十四年,身任将帅数十年,历事玄宗、肃宗、代宗、德宗四帝,内平叛乱,外御侵略,“功盖天下,再造唐室。”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评价子仪公:“天下以其身为安危者殆三十年,功盖天下而主不疑,位极人臣而众不嫉,穷奢极欲而人不非之。”其实,翻阅史实,在子仪公一生中,主疑、众嫉、人非的事是累有发生的,只不过每次都被他的品德,他的人格,他的忠实,他的行为,他的清白,他的智慧所化解,从而铸成“一代纯臣,千古完人”、“和谐之圣”。   
     我会学术专家委员会研究员侯荃先生对“主疑”、“众嫉”、“人非”引经据典,作了深刻诠释。  入编《汾州文化研究文章选编》(2019年卷)。                                
       

 ——郭世科

  

    众所周知,唐代名将郭子仪因功被封汾阳郡王,从此就与我们汾阳结下不解之缘,明代汾阳曾于大南关建有汾阳王庙,供人瞻祭。近代汾阳郭氏一族,更是搜集资料,多方考证,认为郭子仪当年封爵汾阳,成为汾阳望族是铁的事实,研究郭子仪的文章不说汗牛充栋,也是连篇累牍。作者所著《也说汾阳王》出版之后,也在汾阳引发新一轮“汾阳王热”,本文即书中片段,谨从一个新的角度对郭子仪做一考评,以飨读者。
《旧唐·书郭子仪传》评价汾阳王郭子仪:
    “天下以其身为安危者殆三十年。校中书令考二十有四。权倾天下而朝不忌,功盖一代而主不疑,侈穷人欲而君子不之罪。富贵寿考,繁衍安泰,哀荣终始,人道之盛,此无缺焉。唯以谗怒,诬奏判官户部郎中张谭杖杀之,物以内薄。”
   《新唐书列传·第六十二·郭子仪》(欧阳修宋祁)评价汾阳王郭子仪:
    “以身为天下安危者二十年,校中书令考二十四。富贵寿考,哀荣终始,人臣之道无缺焉。唐史臣裴垍称:‘权倾天下而朝不忌,功盖一世而上不疑,侈穷人欲而议者不之贬。’呜呼!垍诚知言。”
    《资治通鉴》评价汾阳王郭子仪是:
    “ 天下以其身为安危者殆三十年,功盖天下而主不疑,位极人臣而众不疾,穷奢极欲而人不非之,年八十五而终。”(《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二十七·唐纪四十三·唐德宗建中二年》)
    在时间上,由于《旧唐书》《新唐书》在前,《资治通鉴》在后,所以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对汾阳王郭子仪的评价并不是司马光他自己做出的,而是来源于《旧唐书》和《新唐书》,是综合《旧唐书》和《新唐书》对汾阳王郭子仪的有关记载而作的。
    我 看了史上这些评价,心里不免产生了疑问:史料所叙述的史实,跟这些评价是相矛盾的,说明史家特别是《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对汾阳王郭子仪的定位是不恰当的。因为汾阳王郭子仪的经历不是“功盖天下主不疑,位极人臣众不疾,穷奢极欲而人不非之。”而恰恰是“功盖天下主疑,位极人臣众疾,穷奢极欲人非之。”这样的事实在他们的记载里得以充分的证明。所以我觉得对汾阳王郭子仪的经历,应该客观地、实事求是地、较为准确地、通俗地纠正为“建功过程主曾疑, 升降过程遭人疾, 按礼排場自慎之。”
     自古以来, 封建帝王对功臣的疑忌是普遍存在的。有时“功高震主” 者,大多没有好下場,被杀头的比比皆是,灭族者也不在少数!汾阳王郭子仪例外了吗?事实是没有,汾阳王郭子仪依然受到了皇帝的猜忌,要说例外的话,是他没有被皇帝猜忌致死,并且还保住爵位,最终得以善终。这才是我们应该探究的问题之一。
    “功盖天下主不疑”, 事实是“建功过程主曾疑”: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一十九·唐纪三十五·唐肃宗至德二载):“上问(李)泌曰:‘今郭子仪、李光弼已为宰相,若克两京,平四海,则无官以赏之,奈何?’”
“泌曰:‘为今之计,俟天下既平,莫若疏爵土以赏功臣,则虽大国,不过二三百里,可比今之小郡,岂难制哉!于人臣乃万世之利也。’”
    上曰:“善!”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二十二·唐纪三十八·唐肃宗宝应元年):“辛未,以郭子仪为汾阳王,子仪将行,时上不豫,群臣莫得进见。子仪请曰:‘老臣受命,将死于外,不见陛下,目不瞑矣。’上召入卧内,谓曰:‘河东之事,一以委卿。’”
    “郭子仪以仆固怀恩有平河朔功, 请以副元帅让之。己亥,以怀恩为河北副元帅,加左仆射兼中书令、单于、镇北大都护、朔方节度使。”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二十三·唐纪三十九·唐代宗广德元年):
    “仆固怀恩自以兴兵以来,所在力战,一门死王事者四十六人,女嫁绝域,说谕回纥,再收两京,平定河南、北,功无与比,而为人构陷,愤怒殊深,上书自讼,以为:‘·····如臣朔方将士,功效最高,为先帝中兴主人,乃陛下蒙尘故吏,曽不别加优奖,反信谗嫉之词。子仪先以被猜,臣今又遭诋毁,弓藏鸟尽,信匪虚言。······’”
“冬,十月,土蕃冦奉天、武功,京师震骇。诏以雍王适为关内元帅,郭子仪为副元帅,出镇咸阳以御之。子仪闲废日久,部曲离散,至是招募,得二十骑而行,至咸阳。”
    “十二月,甲午,上至长安,郭子仪率帅城中百官及诸军迎于浐水桥,伏地待罪,上劳之曰:‘用卿不早,故及于此。’”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二十五·唐纪四十一·唐代宗大历九年):
    “二月,癸巳,郭子仪入朝,上言边事。夏,四月,甲申,郭子仪辞还邠州,复为上言边事,至涕泗交流。”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二十五·唐纪四十一·唐代宗大历十年):
    “八月,辛巳,郭子仪还邠州。子仪尝奏除州县官一人,不报,僚佐相谓曰:‘以令公勋德,奏一属吏而不从,何宰相之不知体!’子仪闻之,谓僚佐曰:‘自兵兴以来,方镇武臣多跋扈,凡有所求,朝廷常委曲从之;此无他,乃疑之也。今子仪所奏事,人主以其不可行而置之,是不以武臣相待而亲厚之也;诸君可贺矣,又何怪焉!’闻者皆服。”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二十五·唐记四十一·唐代宗大历十四年):
     “郭子仪以司徒、中书令领河中尹、灵州大都督、单于、镇北大都护、关内、河东副元帅、朔方节度、盐池、六城水运大使、押蕃部并营田及河阳道观察等使,权任既重,功名复大,性宽大,政令颇不肃,代宗欲分其权而难之,久不决。”
     “甲申,诏尊郭子仪为尚父,加太尉兼中书令,增实封滿两千户,月给千五百人粮,二百马食,子弟、诸婿迁官者十余人,所领副元帅诸使悉罢之;以其裨将河东、朔方都虞侯李怀光为河中尹、邠、宁、庆、晋、绛、慈、隰节度使,以朔方留后兼灵州长史常谦光为灵州大都督、西受降城、定远、天德、盐、夏、丰等军州节度使,振武军使浑瑊为单于大都护、东、中二受降城、振武、镇北、绥、银、磷、胜等军州节度使,分领其任。”
     以上我只是摘录了史料关于皇帝和汾阳王郭子仪有关的部分记载, 而不是全部。但足以说明,史家对郭子仪“功盖天下而主不疑” 的评价是不恰当的。一是皇帝对有功劳的汾阳王郭子仪和其它有功之臣一样确实是有猜忌和担忧、防范心理的;二是以其他人代替汾阳王郭子仪,解除过郭子仪担任的重要职务;三是皇帝对郭子仪不但不重用,而且有很长时间弃之不用,使“子仪闲废日久,部曲离散”; 四是汾阳王郭子仪的部将仆固怀恩受人诬告陷害,用客观事实和愤激言词上奏:“子仪先已被猜,臣今又遭诋毁,弓藏鸟尽,信匪虚言。”说明汾阳王郭子仪曾被猜忌冤枉过。五是郭子仪上奏边事,以“至涕泗交流”, 但皇帝就是不准,郭子仪举荐的官员,皇帝也不批准;六是皇帝对汾阳王郭子仪担任很多权重的职务越来越担心,尊封尚父固然是奖赏,但把其他重要职务全部罢免,任命给其他若干人,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为了“分领其任”。可见皇帝在汾阳王郭子仪的建功过程中是有猜忌和防范的, 是有过不信任的。
    “位极人臣众不疾”, 事实是“升降过程遭人疾”:
    《资治通鉴》(巻第二百二十一·唐纪三十七·唐肃宗乾元元年):
    “六月,观军容使魚弼朝恩恶郭子仪,因其败,短之于上。秋,七月,上召子仪还京师,以李光弼代为朔方节度使、兵马元帅。士卒涕泣,遮中使请留子仪。子仪绐之曰:‘我饯中使耳,未行也。’因跃马而去。”
    “光弼愿得亲王为之副,辛已,以赵王係天下兵马元帅,光弼副之,仍以光弼知诸节度行营。光弼以河东骑五百驰赴东都,夜,入其军。光弼治军严整,始至,号令一施,士卒、壁垒、旌旗、精彩皆变。时朔方将士乐子仪之宽,惮光弼之严。”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二十一·唐记三十七·唐肃宗上元元年):
    “或上言:‘天下未平,不宜置郭子仪于散地。’乙未,命郭子仪出镇邠州;党项遁去。戊申,制:‘子仪统诸道兵自朔方直取范阳,还定河北,发射生英武等禁军及朔方、鄜方、邠宁、泾原诸道蕃、汉兵共七万人,皆受子仪节度。’制下旬日,复为魚朝恩所沮,事竟不行。”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二十二·唐纪三十八·唐肃宗宝应元年):
    “八月,己巳,郭子仪自河东入朝,时程元振用事,忌子仪功高任重,数谮之于上。子仪不自安,表请解副元帅、节度使。上慰抚之,子仪遂留京师。”
    “冬,十月,以雍王适为天下兵马之帅。上欲以郭子仪为适副,程元振、魚朝恩等沮之而止。”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二十四·唐纪四十·唐代宗大历二年):
    “十二月, 庚辰, 盜发郭子仪父冢, 捕之, 不获。人以为魚朝恩素恶子仪,疑其使之。子仪自奉天入朝,朝廷忧其之变;子仪见上,上语及之,子仪流涕曰:‘臣久将兵,不能禁暴,军士多发人冢,今日及此,乃天遣,非人事也。’朝廷乃安。”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二十四·唐纪四十·唐代宗大力四年):
    “春,正月,丙子,郭子仪入朝,魚朝恩邀之游章敬寺。元载恐其相结,密使子仪军吏告子仪曰:‘朝恩谋不利于公。’子仪不听,吏亦告诸将,将士请衷甲以从者三百人,子仪曰:‘我,国之大臣,彼无天子之命,安敢害我!若受命而来,汝曹欲何为!’乃从家僮数人而往。朝恩迎之,惊其从者之约。子仪以所闻告,且曰:‘恐烦公经营耳。’朝恩抚膺捧手流涕曰:‘非公長者,能无疑呼!’”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二十五·唐纪四十一·唐代宗大力十三年):
    “ 郭子仪以朔方节度副使张昙性刚率,谓其武人轻己,衔之;孔目官吴曜为子仪所任,因而构之。子仪怒,诬奏昙扇动军众,诛之。掌书记高郢力争之,子仪不听,奏贬郢猗氏丞。既而僚佐多以病求去,子仪悔之,悉荐之于朝,曰:‘吴曜误我。’遂逐之。”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二十六·唐纪四十二·唐德宗建中二年):
     “郭子仪每见宾客, 姫妾不离侧. 卢杞尝往问疾, 子仪悉屏侍妾, 独隐几待之。或问其故,子仪曰:‘杞貌陋而心险,妇人辈见之必笑,它日,杞得志,吾族无类矣!’”
     通过以上部分史料记载,众多朝臣对汾阳王郭子仪是颇为怀疑的。一是魚朝恩、程元振、元载等都曾对郭子仪进行过诋毁;二是郭子仪的父亲坟墓被盗掘,因没有线索,未能捕获盗贼。只能猜疑是某人所为。三是郭子仪误信构言,诬斩张昙引起部下不滿,纷纷以病离去以及郭子仪对卢杞的疑忌,也从另一个侧面表明:郭子仪是受人嫉妒的。疑忌别人,也恰恰证明自已是被别人疑忌的。所以我说,在封建社会,一个功高天下的大臣,受到猜忌和嫉妒是正常的,也是合情合理的,假使不被别人猜忌和嫉妒那才是不正常的,不合理的。史家对汾阳王郭子仪“位极人臣众不疾” 的评语是不符合实际的,确实是有点虚夸。
     “穷奢极欲而人不非之”, 应该是“按礼排場自慎之”:
     《资治通鉴》是司马光为治理国家而编纂的一部“有资于道”的书,其目的就是为国家的治理提供一些借鉴。司马光在《进书表》中曾就说明编辑《资治通鉴》的目的时说:“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可是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竟然沿用了《旧唐书》中“侈穷人欲而君子不之罪” 和《新唐书》中“侈穷人欲而议者不贬”的对汾阳王郭子仪的评价观点,并且还上升为“穷奢极欲而人不非之”。 真是让人不可思议、不可理解。
     虽然中国封建时代,大多帝王国君易于奢侈而难于节俭,极少数明君也曾力求控制自己的欲望而达到了节俭,但“善始者实繁,克终者盖寡”( 魏徵《谏太宗十思疏》 )也就是说,开始时提倡的人比较多,能坚持做到善始善终的人却不多。在历史上,真正达到节俭的君王,并能坚持始终的,实在是少之又少;一些有功的大臣更是如此。
     正因为如此,总结历史教训,历代史家都把“奢侈” 作为灭国之源来评判,以戒后人。所以,历代封建王朝都提倡“节俭”, 没听说有鼓励“奢侈” 的。司马光评价汾阳王郭子仪“穷奢极欲而人不非之”确实有悖于自己編辑《资治通鉴》的初衷的,是前后矛盾的。“穷奢极欲” 是属于“恶可为戒”的,而不是“善可为法” 的。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或任何一个人来说,无论在什么时候“奢侈” 都是一件可耻和可恶的事情,怎么可能做到“人不非之” 呢?
     关于汾阳王郭子仪的个人生活问题,史实记载没有什么奢侈的事实,至于说他妻妾成群,有封建时代的王的标准以及皇帝赐给的美女,是有客观情况的,,日常生活和出行有封建王朝规定的等级礼仪的,是严格的不能出轨的,也不能也不敢超出规定的。史实倒是记载了一件:
    《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五·唐纪四十一·唐代宗大历十二年):
    “夏,四月,壬午,以太常卿楊绾为中书侍郎,绾性清俭简素,制下之日,朝野相贺。郭子仪方宴客,闻之,减坐中声乐五分之四。”这件事是指,太常卿杨绾任中书侍郎时,滿朝大臣和众多的老百姓表现的竟然是“朝野相贺”。 原因是“绾性清俭简素”。 从当时的情况看,人们为什么那么欢迎杨绾为“中书侍郎” 呢? 除了杨绾自身廉洁外, 恐怕 中书侍郎职务中也有检督百官“奢侈” 作风的职能吧。汾阳王郭子仪听说杨绾任职的消息,正赶上自己宴请客人,立即将朝廷批准自己允许按王礼规定的排場,人员、乐队及标准减去五分之四,表示了自已的高风亮节,体现了汾阳王郭子仪严于律己低调为人的品格。
     古语有:“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孟子·尽心下》)“于不疑处有疑,方是进矣。”(宋·张载《经学理窟·义理篇》)我们揭示史家对汾阳王郭子仪矛盾的评价,不是贬低汾阳王郭子仪的形象,相反,我们应该客观的实事求是的叙述他所处的历史时代,社会矛盾,艰难挫折的人生经历,儒学思想的人生观,处世品德。才能体会他在“建功过程主曽疑,升降过程遭人疾,按礼排場自慎之” 的 人生道路上,做到福禄寿考百岁人生(古为:达到八十至一百二十岁即为百岁老人)而善终的完美人生是十分不容易的, 也是难能可贵的。
    对于汾阳王郭子仪,我的结论是:
    汾阳王郭子仪
    谦虚谨慎,忍辱负重,鞠躬尽瘁,仁仪德圣。
     文武全才,智勇双能,精忠报国,千古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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